钱乘旦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
近日，美国反复以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被击落为借口，在国际舆论场上炒作所谓“气球事件”，使本来已趋缓和的两国关系再起波澜。近年来，中美关系备受全球瞩目，两国关系起起伏伏，美国对中国反复无常的态度反映了怎样的心态？这个答案，或许可以从美国炮制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理论入手，略窥一二。
事实上，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理论是美国的障眼法，用一个好像深奥无比、蕴藏玄机的新名词把人吓唬住，其真相如何反倒无人探究。为了不跌入“陷阱”，需要回归历史本身，揭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真相究竟为何。
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真相
公元前431-404年，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，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，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，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知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。
在历史学家看来，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“雅典帝国主义”，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，为此不惜动用武力。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的作者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，雅典日益强大，斯巴达人虽清楚这一点，但仍保持冷静，并不加以干涉制止。随着雅典势力达到顶点，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。斯巴达人感到无法容忍，决定发动战争。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，为历史学家所公认。值得称赞的是，修昔底德身为雅典人，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，对战争的解释如此客观，难能可贵。
塔纳格拉战役，公元前457年，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役。摘自哈钦森的《国家历史》，1915年出版。视觉中国 供图
修昔底德的本意如此，但却被美国人雷厄姆·艾里森(Graham Allison)歪曲利用。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，也是哈佛大学教授，是典型的美国“智库”人士，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。为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，他援引历史，杜撰了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称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，且多数以战争结局。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，说这次战争的根源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，从而引发战争。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，斯巴达便发动战争，最终导致希腊的毁灭。
以此来看，“陷阱”理论的多重弦外之音就清晰了：将中美两国嵌入，即中国挑战美国，两国就必有一战，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。不过，此弦之外还有他音，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。
弦外之音的第二声，在于调换了雅典与斯巴达两方的立场。斯巴达和雅典，谁是新崛起的大国、谁是现存大国并不明确，因为那时没有现代统计学，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。人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，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。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，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，因此它更加冒进，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；斯巴达则比较谨慎，更专注于内部事务。但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国家、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，定位可能并不准确。
“陷阱”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，背离了现实：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，于是发动战争。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，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一战时，指责的对象却是作为新崛起大国的德国：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，而作为“现存国家”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，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。回归历史本身看一战，其本质却是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厮杀，将一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，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。
在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后面，似乎有更多的弦外之音：在西方思维模式中，斯巴达一向是强权、专制、军国主义、蛮横无理的象征，雅典则代表民主、自由、理性、智慧等，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。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，雅典一定是正确的，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。但在一战时，英国却代表着民主、自由、理性和智慧，所以，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，德国则必定邪恶。可是逻辑的混乱开始出现了：按照艾里森的说法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，代表正义的雅典是挑战者，代表邪恶的斯巴达是被挑战者；而在一战中代表邪恶的德国是挑战者，代表正义的英国是被挑战者——那么是谁在发动战争？发动战争是挑战还是被挑战、是正义发动战争还是邪恶发动战争？如此混乱的逻辑不知从何而来？
今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。白英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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